日前，“天山武林大会”引发了一场武侠迷对江湖恩怨的无限遐想。事实上，这不过是一场打着“论剑”旗号的商业秀。关于武林、武侠、绝技、神功，人们充满了好奇，江湖恩怨情仇是否只在武侠小说中出现？现实中是否确有武侠和神功？
    本报记者在长期采访积累中掌握了广州体育和大佛寺、洪熙官、武馆等之间的紧密关系的重要线索，通过采访多位80多岁高龄的老广州、老体委，回顾广州体育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那段“古”和传奇故事。
    据广州体育志记载，1953年8月21日，广州市人民政府成立广州市体育运动委员会（简称：市体委，2001年更名为广州市体育局），主管全市的体育工作。鲜为人知的是，广州市体委在成立之初，办公地点就在大佛寺。60年弹指一挥间，办公地点从大佛寺搬到体育西，名称也发生了变更，在一甲子的岁月轮回中，广州体育有着太多故事和惊喜。
　　一件往事
　　广州市体委为何落户大佛寺
　　很难想象，在大佛寺这样的禅宗香火之地，历史上曾演绎过一场场武林纷争。日前，当记者再访大佛寺时，唱经、上香、拜佛、观光……一切都是那么安详。已经88岁高龄的岑秉湘是广州市体委的元老级人物，曾历任越秀山游泳场场长和市体委竞赛科科长（享受正处级待遇），跟随着他的回忆，记者对广州市体委成立之初那段尘封的历史有了清晰的了解。
　　早在1929年6月，广州国术社成立，北派技击大师顾汝章任社长，王少周任副社长，拳师有任生魁、刘景春、杨英侠（王少周夫人）等。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社址就设在广州市惠福东路大佛寺西院国民体育会内。
　　广州国术社的前身是两广国术馆，后者解散后，广州热心武术的人士为挽留北派名拳师，成立广州国术社。原两广国术馆的大部分学员、机关团体的特别班照常学习，入社学员超过300名。传授内容有六合拳、形意拳、八卦拳、少林拳、查拳、太极拳、螳螂拳等以及刀、剑、戟等器械。
　　不过，八年抗战胜利时，广州的许多体育设施已被严重破坏，东较场体育场被占用，大佛寺足球场、东园足球场等荡然无存。为复兴广州足球运动，由银行界的侯澄滔发起，梁少芝赞助，在十三行的废墟（今文化公园中心台附近）上修建足球场。随后西湖路警察足球场建成，东较场体育场修复……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1月，中共广州市委决定体育工作由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广州市工作委员会负责。1950年6月成立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广州市分会，主管全市体育工作。1953年7月，广东省人民政府体育委员会成立；同年8月21日，广州市体育运动委员会成立，广州体育步入政府管理正轨。当时广州市体委的办公地点正是在大佛寺，探究历史渊源不难发现，大佛寺也堪称广州体育的“少林寺”。
　　据岑秉湘回忆，因为围绕大佛寺有很多武馆和历史渊源，广州市体委落户大佛寺也就水到渠成了。
　　一段渊源
　　大佛寺与洪熙官渊源颇深
　　讲述广州市体委和大佛寺的渊源意在掀开大佛寺的神秘面纱，讲述它和武侠的一段往事。
　　从西湖路光明广场旁的小巷进去，看不到震撼神秘的山门，循着袅袅香烟，很容易就找到惠福东路惠新中街21号，在高楼林立之间的这片净土就是历千年而不衰的大佛寺了。
　　据记载，广州大佛寺始建于南汉（公元917年~971年），为南汉王刘龑所建，当时名新藏寺，至今已经有上千年历史。清朝康熙年间，著名的“少林十虎”之首洪熙官被清兵追杀，从泉州南少林寺逃到广州，便与方世玉等高手藏身于大佛寺中。从此，大佛寺成为了广州人学武的“少林寺”。
　　关于方世玉和洪熙官，人们更多是从武侠小说和影视作品中了解到过度渲染的形象，事实上，两人在历史上都是有记载的。
　　当时，“少林十虎”会集广州，洪熙官等人为了实现前辈蔡九仪匡扶明朝、逐出“清廷”的遗嘱，除了聚集大佛寺外，还在城外的西禅寺设置据点。从那时起，洪熙官借助大佛寺的掩护，广收门徒、招兵买马，以图大业。由于习武之人好打斗，武馆之间的冲突从未中断，导致洪熙官等形迹暴露，被特务机构觉察，方世玉等人逃回家乡肇庆，而洪熙官则不知所终。
　　洪熙官晚年醉心武学，除创洪拳之外，还创立虎鹤双形拳，都是属于少林风格。“少林十虎”下广州，百家武技入岭南，这也是广东民间武术之所以兴盛不衰乃至名人辈出的重要原因。坊间传闻，洪熙官高寿93岁，他是在没有提防的情况下被一名女子以暗拳击中而死。
　　1928年，著名武术家黄啸侠在大佛寺内创办“国民体育会”，大佛寺成为当时广州体育运动的宝地。自古有“南拳北腿”的说法，看来绝非妄言，至少在洪熙官之后，广州人习武的传统得以沿袭。这些故事细节在电影《一代宗师》中有所反映。
　　一代名将
　　陈镜开武道中炼成大力士
　　说起大佛寺和武林门派的渊源，不能不提新中国首个世界纪录创造者陈镜开。
　　原来，陈镜开最早是在惠福路的健身房练举重的，在很多人看来，他的师傅谭文彪是位拳师，陈镜开自然也是“武馆出身”。13岁那年，陈镜开从东莞到了省城广州。学习之余，他迷上了健身。当时，广州市五仙观边上有一家“谭氏健身院”，老板是归国华侨谭文彪。1953年中学毕业后，陈镜开就留在健身院做杂工。
　　1954年底，中南军区体工队举重教练李启龙物色举重运动员，到老朋友谭文彪的健身院里寻访，当时19岁的陈镜开身高仅1.49米，两腿奇粗，全身肌肉发达。那时粮食供应比较紧张，陈镜开饭量大，常常吃不饱，谭文彪希望李启龙收下陈镜开，解决其生计问题。
　　1956年，21岁的陈镜开在上海打破56公斤级挺举世界纪录，这是中国人在竞技体育中创造的第一个世界纪录。此后，他在运动生涯中10次打破世界纪录（其中一次未宣布），成为中国历史上打破世界纪录次数最多的男子举重选手。
　　对于这段历史，岑秉湘有着深刻的印象，因为在惠福路大佛寺、五仙观一带，鼎盛时期云集了100多家武馆，而陈镜开正是在这种氛围中涌现的大力士。
　　年逾八旬、曾任广州市体委主任的马先觉告诉记者，新中国成立后，各方高人云集广州，这段时间广州体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本人就是撑杆跳的高手；而岑秉湘则是广州知名的游泳健将，如此显赫的运动成绩让他们在体育圈内具有崇高的威信和人气。值得一提的是，如今两位耄耋老人身体状况相当不错，马老还坚持每天打乒乓球。
　　一个甲子
　　体委干部平息武林纷争有妙招
　　故地重游，岑秉湘带着记者在大佛寺转了一遭，60年前的事情至今仍历历在目。
　　岑老说，半个世纪前，大佛寺周围武馆林立，最多时逾100家，晨钟暮鼓之际就是习武者练功之时，大佛寺山门前刚好有一片空地，这里成为各门派训练、切磋技艺的所在。
　　据说，那时由于招徒、抢地盘，加上年轻人争强好胜，各武馆、门派间的争斗从未中断。“那时武术界有很多派别，有不同意见时就会打架，”岑秉湘说，“我当时任市体委竞赛科科长，我不怕（打架），他打我一拳，武馆就要关门，（我来了）大家都不敢动手，我说：‘坐下来吧，大家有话好好说’。”
　　岑老介绍说，武馆之间的争斗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一次在工人体育场比武，他们觉得裁判不公，几十个人聚集在外面要求找负责人出来说话……我年轻时是练三节棍的，我不怕。”岑老说完呵呵大笑，他说自己也曾是江湖中人，懂得他们的规则，所以清楚如何调解其中的纠纷，“我以前当救生员时也打架的，通过党的培养、教育，逐步成熟了。”
　　那时候，每年全市性的武术比赛都是由岑秉湘负责的，套路、对练，南派、北派，洪拳、咏春拳……门派多了，自然容易起争执。“我们就来到大佛寺座谈，协商解决问题，避免动武。”岑老说。
　　岑老特别提到一个人，那就是黄啸侠—广州武林界首屈一指的武术家，当时，他也在大佛寺旁设有武馆，威望甚高，省体委成立后邀请他到体院当武术教头。
　　据史料记载，黄啸侠是一位爱国的武术家。1928年，他在大佛寺内创办“国民体育会”，担任国民体育会的国术部主任、武术教练，上门求学者甚众。1937年日寇侵华，黄啸侠激于义愤，亲自编写《抗日大刀法》教材，以国民体育会的名义发动群众，练武卫国，组织抗日大刀队，把他从孙玉峰大师处学来的罗汉门刀法绝技传给参加抗日的民众与士兵。在他的影响下，佛山鸿胜会也建立起同样的组织，大刀队雄风赳赳，使敌寇闻风丧胆。他的抗日功绩在《中国国术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大佛寺
　　广州大佛寺坐落于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惠福东路惠新中街21号（北京路西侧、广州百货大厦正南方）。广州大佛寺始建于南汉（公元917年-971年），名新藏寺，为南汉王刘龑上应天上二十八宿而建。明代扩建为龙藏寺，后改为巡按公署。清顺治元年（1649年）公署毁于火。平南王尚可喜于康熙二年春，自捐王俸，仿京师官庙制式，兼具岭南地方风格重建殿宇，具有较高的文化艺术观赏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