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卫的《一代宗师》裹挟着人们对武术的探究、对侠义精神的品味，对武林黄金时代的怀念汹涌袭来。当人们在王家卫的黑白世界中细细咀嚼时，会发现武术远远比我们想象中复杂，它已超越了单纯的技击、身体修为、体育甚至文化哲学的范畴。

　　中国武术就像是一个极具价值的样本。人们在民国武林的记忆中缅怀那个武术的黄金年代，同样也恰恰是在这个江湖的黄金岁月中，武术开始向体育的“转身”，尽管武术远非体育所能囊括，但这样的变迁中，或许能从另一个角度认识中国功夫的发展。

　　乱世中的黄金时代

　　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的天朝大国之梦在冰冷的现实前粉碎。鸦片贸易的合法化也令不少国人的体质受到摧残，开始遭受“东亚病夫”的屈辱。尽管明清两代600年的禁止民间使用兵器，但这并未能消磨民间武林钻研拳术的风气。

　　结束了帝制，身怀武艺的农村拳师也开始涌入经济比较发达、社会相对安定的城市，或当苦力，或当保镖，或开场收徒，教拳谋生。例如当初的天津、上海等城市就成为众多武林好手云集的地方。在纷乱的局面之下，武术成为不少中国人心目中“强种强国”的利器。不少民间学武之人也开始重新思考武术对国家的意义。“过去练武的人，第一等从军，第二等看家护院，第三等教拳营生。”从事武术历史研究的上海武术院研究室原副主任、《上海武术》资深编辑陈俊彦说，从民国开始过去练武之人也开始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强国运动中。

　　当时，一部分有识之士从振奋民族精神、弘扬民族文化的角度出发，开始反思和重视中国传统体育的价值，提出发展武术，并把武术改称“国术”。民国总理孙中山也把武术精神归结为“以振兴体育之技击术，为务于强种保国有莫大之关系推而言之的尚武精神。”各界有志人士也纷纷提倡强身御侮、强国强种。

　　“当时行政机关、学校发团都风行过学武的热潮。”陈俊彦说这股学武热潮中涌现了不少武学大家，而更多普通民众则通过练武强身健体，“除了技击性，武术的健身功能也被人们所注重。”而这也恰恰是武术的体育性开始被更大范围的人群所认知，“民国初年，人们的体质没有现在好，太极拳就开始慢慢发展。”陈俊彦说太极拳的两大功能吸引了很多人，一方面是推手，可以很巧妙；另一方面可以治疗慢性病，“太极拳当初的风行，也把很多人的肺病医治好了，因为当时没有特效药，但练太极可以调理身体。”

　　此后，大批拳师涌入城市，互相挑战也让更多拳术为人所知，从此迎来了几大拳术——太极、八极、形意、八卦、咏春、劈挂等的蓬勃发展。

　　由于武术被视作增强军力和完善国民的手段，赋予了救国救民、强身强种的目的，因此更多人开始学习武术，一方面是强身健体，另一方面，也是迎合当时的潮流。

　　民国年间，各地的报纸传媒发展突飞猛进，不少报纸积极、适时地宣传武术活动，对单刀会、打擂台赛、武术表演等报道甚多。据不完全统计，仅1933年3至11月期间，《武汉日报》有关武术方面的报道就有40篇之多。这些报道吸引了大量普通民众的关注，武术也被更多人所进一步认知。

　　从师徒相授到体育课程

　　民国时期强种强国的思潮同样也进入了学校，教育强国与不少人“武术救国”的想法不谋而合。

　　不少学校革新和丰富体育课内容，增设体育科系，开办各种体育专科学校。在兴办新学的浪潮推动下，一些学校相继在体育课中增添武术课，使武术成了学校体育课程中的主要内容之一。

　　体育社会学专家、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易剑东介绍，当初民国政府颁布了学校武术教育相关的决议案就达到了7个（“推广中华武术案”（1918年）、“请将中国故有无数加入专门学科案”（1918年）、“拟请全国中学样一律添习武术案”（1919年）、“学校体育就特别注重国技案”（1926年）、“请令全国学校定国术为体育主课案”（1928年）、“请筹办国立国术专科学校案”（1932年）、“整理国术教材案”（1940年））。

　　更多武术家也走进学校在体育课教授武术。创立较早的中国体操学校，以“发挥全国尚武精神”为宗旨，将武术列为教学内容之一。1912年后该校曾聘精武体育会赵连和、卢炜昌等人兼任武术课教师，授课内容有潭腿、功力举、刀、枪、剑、棍等器械。北洋法政学校聘形意拳名家刘殿琛担任该校教师。北平师范大学体育系也将武术提到相当高的地位。武术授课时间仅次于英文。

　　上海广东小学也是民国时期武术被小学体育课青睐最好的例子。“当时广东小学7至15岁的学生体育课中都有武术课，在学校的运动会上也不乏武术表演，很多学生都对武术列为体育课内容感兴趣。”陈俊彦还以北京体育研究社在1924年6月的一份报告为例，当时该社对全国16个省的40所中等以上学校的调查，将武术列为正课的占52.5%，只在课外开展的占22.5%。

　　“武术进入了学校体育课程，武术会馆也改变了传统的师徒相授、口授心说的方式，实行公开和大规模的团体教练。”易剑东说，武术进入学校教育，特别是体育的范畴也让武术的传播方式有了不同以往的变化。

　　不少武术公办组织甚至开始接受政府的安排进入学校教授武术。1933年，汉口市国术馆就奉市政府令，拟就《市立各学校增设国术课程办法》，基本上是中学每周两次，每次一小时，小学每周一次，每次一个小时。

　　民间武馆林立涌现

　　政府把武术纳入学校教育，而武术也在民间火热流传，更进一步促进了民间的学武热。而民间官办和民办的武术社团先后大批创立，也成为当时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大批武术社团、会馆相继成立，它们无不提倡“尚武精神”，把武术作为振奋民族精神，铸就尚武国民，强种强国的教育手段，这使武术在民国时期的社会地位骤然提升。如精武体育会、体育研究社、中华武术会等，这些新兴的武术组织大体有两大类型，一种是学术机构，重在武术的整理、研究及出版刊物，如1912年成立的体育研究社。另一种是民间娱乐型、教育型的武术组织，如上海精武体育会，以教授武术为主，也广设其他体育娱乐项目。

　　精武体育会，前身是民国大侠霍元甲主持的精武体操学校，以“国术为根本，以武术为皈依”，摒除历史上技击家门户之见，冶各派于一炉。鉴于“学校”这种名称与形式限制了招生范围和广泛传播武术，在霍元甲的学生陈公哲、姚蟾伯等人的倡议下，更名为“精武体操会”。1916年会员日增，又易名为“精武体育会”。精武体育会是由酷爱武术的青年商人自发组织起来的，它是一个民间社团，并迅速随武术热发展到全国。

　　精武体育会“以提倡武术，研究体育，铸造强毅之国民为宗旨”。1915年以前，活动仅限于推广武术。1915年起，扩充学科，改良形式，增设了兵操、文事、游艺等内容。20世纪20年代末其国内外分会已达42个，会员超过40万。

　　精武体育会最初由武术教授开始，后来还教授近代体育。“精武体育会拥有很近代的思维，不完全复古。社会上一般教武术的老师思维很传统，和教育制度有关系。”陈俊彦以教育模式为例，“我们现在的教育大都沿袭西方制度，包括体育部分。而精武体育会为代表的教育就完全不同私塾化，采取西洋方式教授，其中就包括武术。”

　　精武体育会的西式教学，也让武术和其他西方传入的体育项目一样，逐渐带上了体育竞技化的影子。“它除了教授武术还有文化、艺术，而体育项目中也有足球、篮球等现代体育项目。”上海武术协会副主席，上海体育学院武术学院教授王培琨说，“精武体育会有着严格的规定，新入会的会员，必须接受中央精武规定的十种基本套路训练，然后才选习其他门派拳械。”其中，教学也分初、中、高三级，学时各为两年，六年毕业后，会员可选择各自爱好的项目继续深造，或应聘担任会内职务。

　　民国时期仅仅在上海就有包括自柔太极拳社，鉴泉太极拳社，精武体育会、群英武术社等等20多个民间武术组织，民间武术的传授也逐渐开始体育化。

　　国术馆隐现的体育烙印

　　民间武馆和武术社团相继成立，由政府组织的中央国术馆也在1928年创立。当时西北军的将领张之江获得了一些国民党要员的支持，国民政府批准在他此前创立的国术研究所基础上成立中央国术馆。

　　“国术馆的增加了社会对武术的关注程度，并制定和实践了武术拳械单练与对博的竞赛规则，在推广和普及武术、促进武术的体育化和规范化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竞技武术的发展。”易剑东介绍，中央国术馆设教授班、师范班、练习班、青年班、少年班，以“泛学博通”为教学原则，广设武术技术课。

　　中央国术馆成立后，南京国民政府有通令各省、市、县甚至区、村、里都要相应设立下属机构。据不完全统计，至1933年底，全国约有25个省、市，300多个县成立了国术馆。各级国术馆受上一级国术馆和同级政府的双重领导，从而形成了一个由上到下、层层节制的国术馆系统。

　　与此同时，西方近代体育与中国传统武术两种异质文化之间的对峙和冲突，也让西方体育竞技方式与规则开始影响中国武术。

　　“即便是官办武馆的组织结构上也受到了西方体育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在国术馆中成立董事会和采取聘用制、团体训练等方法。”王培琨以中央国术馆举办的“第一届国术国考”为例，“大体依靠西方竞技模式进行操作，其中便有中国传统竞赛中没有的‘指时抽签、分组比赛、犯规罚、禁打部位’等西方体育比赛中常用的规则。”

　　柏林奥运会上的亮相

　　事实上，西方体育从传入中国后就对武术的比赛方式产生着影响。1923年，全国武术大会，1928年上海国术运动大会都以近代运动会的形式出现。因当时没有评比规则，所以只进行表演，没有排列名次。1930年元旦，在上海逸园举行的国术擂台赛，设立20名评判委员和20名纠察委员。在21名参加决赛的武士中评出前三名。该赛虽然名称为擂台赛，但评判和比赛的形式已类似近代运动会。即便是1931年的上海运动会，武术也和其他西方体育项目一起列入运动会。而中国人在推广武术的同时，也开始逐渐认识现代奥运会。

　　1932年，刘长春在洛杉矶奥运会上的失利令不少国人哀叹旧中国体育的疲弱。不过在那个年代，武术却在奥运会上令世人瞩目。

　　1936年1月，中央国术馆和国立体育专科学校组成“南洋旅行团”，该团先后在新加坡、吉隆坡、金保、怡保、槟榔屿和马尼拉等地进行了65场武术表演。南洋旅行团所到之地，受到各界侨胞的热烈欢迎，他们的表演获得了当地民众的普遍赞誉和好评，促进了东南亚的武术馆、武术会、武术学校的建立。

　　1936年9月，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第11届奥运会上，中国的足球、篮球、田径等诸多体育项目无一取得理想成绩，但中央国术馆的9名武术运动员，壮大了中国代表团的声威，他们的表演得到一致喝彩，他们是中国在那届奥运会上展现给世界的最亮点。

　　国术馆的武术大家们对于现代奥运会的认识也由柏林奥运会进一步熟悉起来。西方体育的竞技化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中国武术。

　　即便在地方，武术也越来越呈现现代体育的竞技化。1936年的湖北全省运动会中，武术比赛采取3合2胜制，分轻、中、重三级，过秤分级，抽签配对，且强调不准挖眼、刺喉、抓裆、打脸，这表明武术家已重新审视武术比赛的规则。

　　“旧时说打拳就打拳，但在西方体育的影响下，民国不少武术家已经开始注重准备活动，压腿、拉伸筋骨，避免受伤。”陈俊彦说，西方体育的一些理论也慢慢开始逐步被练武的人所接受。

　　当时行政机关、学校发团都风行过学武的热潮。除了技击性，武术的健身功能也被人们所注重。民国初年，人们的体质没有现在好，太极拳就开始慢慢发展。

　　——上海武术院研究室原副主任、《上海武术》资深编辑陈俊彦

　　民国政府当初颁布了学校武术教育相关的决议案就达到了7个。武术进入了学校体育课程，武术会馆也改变了传统的师徒相授、口授心说的方式，实行公开和大规模的团体教练。武术进入学校教育，特别是体育的范畴也让武术的传播方式有了不同以往的变化。

　　——体育社会学专家、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易剑东

　　精武体育会最初由武术教授开始，后来还教授近代体育。精武体育会的西式教学，也让武术和其他西方传入的体育项目一样，逐渐带上了体育竞技化的影子。

　　——上海武术协会副主席、上海体育学院武术学院教授王培琨